76岁的何思源站在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讲台上，军绿色的旧军装被熨得笔挺，左胸的一等功勋章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他抬手时，右膝的弹片隐隐作痛——那是1979年春天留下的印记，也是他翻开故事时，永远的开场白。

1949年出生的何思源，童年里最亮的光是课本上邱少云、刘胡兰的画像。老师说，英雄就是国家需要时，敢把命交出去的人。这句被他记了一辈子的话，在1968年有了重量。那年边境告急，19岁的他在征兵报名表上写下“保家卫国”的从军初心。

1979年春，战火烧红了边境的天空。作为坦克六连的连长，何思源在战前给妻子写了封家书：“若我牺牲，你应感到骄傲和光荣；若我不归，教孩子爱这片土地。”他没跟家人说连队的任务是做尖刀连，要在72小时内撕开敌军防线，为主力部队打开通道。战斗打响时，弄梅隘口的炮弹像暴雨砸下来。3号车履带被炸断，驾驶员被困在起火的炮塔里。何思源钻出自己的坦克，子弹在耳边呼啸，他拽着战友往掩体爬时，一块弹片擦过手臂，血瞬间浸透了军装。“宁可前进一步死，决不后退半步生！”他抢过火箭筒打掉敌军火力点时，喊出的这句话，成了全连的冲锋号。

三天三夜，11辆坦克只剩6辆，45名战友只剩20人。当主力部队赶到时，何思源正靠在坦克上包扎伤口，右膝的弹片嵌在骨头里，血和泥土结成了硬块。他手里的指挥旗，旗杆被打穿了三个洞，红旗却始终没倒。战后，中央军委授予六连“英雄坦克连”称号，他的一等功勋章，是用50多块弹片换的——其中最大的那块，永远留在了右膝。

1985年转业时，何思源把军功章锁进木盒，却把“军人”二字刻进了新岗位。在兴宁县政府做党务工作时，他总把“思想政治教育”挂在嘴边；到综治办任职，120多个小区的安全隐患台账上，每一页都有他密密麻麻的批注。有人说他“太较真”，他却说：“战场要扫清障碍，社区也要，都是守家。”真正让他找到新战场的，是退休后社区书记的一句话：“何老，给孩子们讲讲当年吧？”第一次站在讲台前，他穿上那套旧军装，敬了个标准的军礼。讲到战友在炮火中倒下时，他声音哽咽，台下的孩子们却突然鼓起掌来——那不是欢呼，是带着泪光的敬意。

这一站，就是16年。

他的宣讲包里总装着“传家宝”：褪色的军用毛巾上，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字依然挺括；那封未寄出的家书，纸边已经磨卷，字迹却像刚写的一样清晰。这不是文物，是活的历史。他给孩子们看右膝的伤疤，他说：“国家给的勋章有两种，一种挂在胸前，一种长在肉里。”

在中山160多所学校、40多个社区、2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讲台上，他数不清讲过多少遍弄梅隘口的战斗，但每次讲到“20名幸存者向军旗敬礼”时，76岁的老人依旧会挺直腰板。他的宣讲累计超过380场，听众超过5万人次，但他最珍视的，是一个小姑娘递来的纸条：“爷爷，我把您的故事抄在了日记本里，长大了也要做守护国家的人。”

何思源家有座特殊“精神博物馆”。墙上，国家级嘉奖令与一等功奖章、八一勋章并列泛着沉厚光泽；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《中国国防报》《南方日报》《人民武警报》等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对他的报道剪报整齐码放，泛黄的纸张里藏着跨越时空的赤诚；“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”“中山好人”等50多项荣誉证书被藏在箱子里。仿佛比起展示，更愿让这些认可沉淀为继续前行的力量。唯独书桌最显眼的位置，摆着孩子们的信笺。他翻给我们看：小学生蜡笔画的坦克写着“英雄爷爷”，中学生抄满战史的纸页缀满五角星，大学生充满炽热爱国情的读后感。他笑着说：“这些才是最该摆出来的‘勋章’。”

在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宣讲后，有学生问他：“爷爷，现在没有战争了，该怎么爱国？”他指着讲堂外的五星红旗：“你们把书念好，把技术学好，让国家更强，就是最好的爱国。”那天的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学生们扶着他走下台阶时，有人轻声说：“爷爷，您放心。”

如今，他的右膝在阴雨天仍会发痛，讲久了嗓子会沙哑，但只要接到宣讲邀请，他总会说“我去”。“只要走得动，这故事就得讲下去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眼神如当年瞄准靶心般坚定。

从弄梅隘口硝烟到学校讲堂灯光，从坦克连长指挥旗到孩子们日记本，何思源用一生诠释：英雄从不是孤胆的传奇，而是把“国家”二字刻进日常的坚守。当他把磨亮的炮弹壳交到少年掌心，我们突然读懂：所谓传承，就是让弹痕里的勇气，变成青春里的底气；让岁月里的坚守，成为民族前行的力量。这或许就是“读懂中国”的密码——在无数个何思源们的故事里，在代际相传的赤子心中，藏着一个民族穿越风雨、生生不息的答案。